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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進新時代的中國水電
2019/11/8 8:04:45    新聞來源:水電與抽水蓄能雜志

原標題----中國水電 70 年發展綜述(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

作者:? 張博庭(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北京 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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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水電和很多行業一樣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我國水電實現了從追趕到引領世界的跨越。回顧歷史,砥礪前行了 70 年的中國水電,雖然歷經風雨、挫折,但在黨和政府的堅強領導和全國水電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我國水電已經是碩果累累、成績斐然。此時此刻,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之際,非常有必要對我國的水電行業加以總結。今天雖然中國水電已經站在了世界水電的巔峰,然而展望未來,新時期的中國水電依然將任重而道遠。我國的能源轉型能否成功,我國的《巴黎協定》承諾能否兌現,以及我們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很大程度上都將取決于我們已經砥礪了 70 年,正在奮進的新時代中國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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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1949 年,新中國誕生時我國全國的水電裝機和年發電量僅為 36 kW 12 kWh。然而 70 年后的今天,我國水電裝機和年發電量已分別超過了 3.52 kWh 1.2 kWh,均占到了全球的 1/4 以上。值此慶祝建國 70 周年之際,非常有必要回顧一下我國水電如此巨大的成績是如何取得的?經歷了哪些艱難和曲折?展望未來的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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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砥礪前行 新中國水電發展的歷史脈絡

1.1 百廢待興 艱難起步

新中國的水電事業應該說從 1948 年就開始起步了。東北解放之后我國首先對日偽時期建設的豐滿水電站進行了維修、加固和改擴建工作。豐滿水電站的改擴建不僅為當時的東北發展和解放全中國提供了保障,而且還為新中國培養了一大批水電的技術骨干。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水電工作者不僅開展了古田溪、永定河、以禮河等中小河流開發規劃,而且還設計建設了獅子灘、黃壇口、上猶江、佛子嶺、響洪甸等一批中小型水電站。這些中小型水電站以工期短、投資少的優越性,滿足了地方發展的需要。

當時的中國水電和整個國家一樣,不僅家底薄,還面臨國內生產資料奇缺、國際經濟封鎖等重重困難。然而,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國的水電工作者還是以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開啟了我國水電的艱難創業歷程,盡管這個過程并非一帆風順。

新中國的首座大型水電站應該算是黃河上的第一座水電站三門峽。這座治理黃河的控制性工程是由當時的蘇聯援建的。由于蘇聯專家本身沒有高泥沙河流的治理經驗,加上當時的社會普遍受到了“人定勝天”的左傾思潮影響,導致三門峽工程的建設出現了較嚴重的失誤。工程建成之后,由于泥沙淤積嚴重,不能按照原設計蓄水發電。為此,三門峽不得不進行重新改造。然而經過反復的探索,我國的水電工作者不僅總結出了“蓄清排渾”等一系列適合高泥沙河流的開發運行的經驗,而且也認識到水利水電開發過程中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是多么重要。這使得我國的水利水電工程建設較其他行業,較早地擺脫了冒進思潮的影響,為我國水利水電事業的科學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此后,由我國自行設計、建設的大型水電站新安江,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新安江水電站是我國自行設計、自制設備、自主建設的第一座大型水電站,也是我國第一座百米高的混凝土重力壩。新安江水電站的建設不僅在各方面都達到了設計目標,而且還結合我國的國情,實現了不少重大的技術創新。如寬縫重力壩、壩后式廠房溢流等,這些新技術為我國的水電建設,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2]

直到改革開放之前,長江上葛洲壩水電站的建設,標志我國的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已經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葛洲壩水電站不僅是當時我國最大的水電站,而且還是在長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電站,僅就其工程截流的難度而言,就已是空前絕后的。當時葛洲壩電站 270 kW 的裝機容量和 140 kWh 的年發電量,約占當時全國水電的三分之一,為我國華東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和保障 [3]

此外,在我國水電開發的起步的 20 世紀 50 年代,水電開發建設和管理體制也逐漸發展成熟。全國相繼在北京、東北、西北、西南、華東和中南等多地建成了幾座大型的水電專業設計院,國家在燃料工業部下面還專門成立了水電總局。加之當時的世界各國都在積極開發水電,在這種優先開發利用水電的國際潮流下,1958 年的《人民日報》還公開倡導過,我國的電力工業應該實現“水主火輔”的方針 [4]。不過,我國當年的水電優先的大好局面,隨著 1959 年全國水電的總負責人卷入了“廬山反黨集團”的斗爭,而遺憾地畫上了句號。現在回想起來,如果不是受到政治運動的干擾,我國的水電很有可能也會和世界的很多發達國家一樣,得到優先的發展。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成為我國發電能源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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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改革開放 加速發展

1.2.1 文革結束、撥亂反正(1978-1983

這一階段主要是在“文革”結束后開展的恢復工作。一是水電設計和施工管理,由“文革”期間的下放到地方,恢復到上劃中央管理。各大水電研究院、設計院紛紛恢復重組。與此同時,各水電施工企業也開始對被“文革”打破的各種管理規章制度的修復,國家也開始探索水電項目由施工企業實施承包。

1.2.2 投資管理體制、機制改革(1984-1993

這十年是在水電行業撥亂反正之后,大規模地開展實質性的體制改革的階段。尤其是在我國的魯布革水電站引入世界銀行的貸款并實施了國際招標之后,直接促進了我國水電建設的市場與國際化接軌和催生了市場競爭機制。在此基礎之上,從 1985 年到 90 年代初,我國的大型水電項目都先后實行了市場化的改革。改革的方式主要體現在 :實行項目法人制、招標投標制、合同管理制和項目監理制等“四制”上。其代表性的工程是當時被譽為新、老“五朵金花”的十項大水電工程。這十個水電項目由于實施了新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紛紛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一改以往水電建設的工期、質量、造價難以控制的種種弊端。因此,我國水電體制改革的經驗不僅在水電領域全面推廣,而且也輻射到了全國很多領域。同一時期的國家電力投資體制,也經歷了“撥改貸”“集資辦電”等重大的改革,水電受益于投資體制的改革,而迅速發展 [5]

1.2.3 改革深化、調整,開建三峽(1994-2003

這一階段既是水電改革的深化期,也是水電建設的調整期。當時水電建設體制改革已經在我國全面鋪開,各地水電建設熱火朝天,利用世界銀行外資的小浪底、二灘等工程都在緊鑼密鼓的建設中。尤其是爭議多年的三峽工程,在經過了全國人大的批準之后,也于 1994 年正式開工。與此同時,也由于當時全國的固定資產投資過熱,國家采取了調控的方針。很多計劃開工的水電項目都受到了影響,例如,1992年已經獲得世界銀行貸款批準的龍灘水電站的建設被擱置。同時被推遲的還有小灣、拉西瓦、三板溪、構皮灘等一大批大型水電項目。由于新開工的水電項目較少(如 1996年是我國建國以來首次全年沒有新開工大中型水電項目的年份),所以,這也是我國水電設計和施工單位相對比較困難的時期 [6]

這一時期我國水電的亮點是三峽工程。從百年前孫中山提出的三峽夢,到 1992 年全國人大通過建設三峽工程的決議,已經經歷了 70 年。多年來,三峽對中華民族的重要作用無人懷疑,但當時恰逢國際上矯枉過正的反思水壩建設的弊端的時期。在這種國際環境下開工建設的三峽工程,可以說是披荊斬棘、爭議不斷。然而,我國的三峽工程建設非常爭氣,不僅百萬移民的搬遷獲得圓滿成功,而且,多數的移民都通過三峽工程的建設擺脫了貧困。加之那個時期由于我國的經濟調控、降速,鋼材、水泥都大幅度的降價,導致三峽工程的動態投資也大幅度降低,總投資節約了 200 多億元。

在這些事實面前,社會上誣蔑大型水壩建設和水電開發的種種謊言,顯然已經難以立足了。因此,2002 年,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召開的世界可持續發展高峰會議上,由發展中國家提議的承認大型水電可再生能源地位的倡議,獲得了到會的192 個國家首腦的一致通過。鑒于三峽工程建設在改變世界對大型水電誤解發輝的重要作用,大會還建議聯合國在三峽工程蓄水發電之后,實地召開一次“水電與可持續發展高峰論壇”,全面總結水電對全球的可持續發展重要作用。2004年,聯合國水電與可持續發展峰會在我國如期召開,會后還發表了呼吁水電開發的《北京宣言》[7]。從此,國際社會才糾正了對大型水電的誤解和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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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登上巔峰,引領世界(2004 至今)

2003 年,三峽工程的首臺機組并網發電。至此我國不僅刷新了水電站裝機容量的世界紀錄,而且也標志著我國水電建設的水平走到了世界的最前列。到 2004 年,隨著公伯峽水電站的投產,我國水電總裝機容量突破 1 kW,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這是歷史的必然。因為我國的水能資源極為豐富,我國水電開發建設的任務極其艱巨、繁重,因此我國水電開發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難,也幾乎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說,從我國改革開放加速水電開發建設時候起,我國的水電就已經開始了向世界水電制高點的攀登。

例如,20 世紀末,隨著科技的進步國際壩工界先后探索了面板堆石壩、碾壓混凝土壩等新型的筑壩技術。盡管這些技術發明在國外,但是由于我國的在建的水電工程項目眾多,所以新壩型的大量實踐幾乎都是在中國完成。因此沒有幾年時間,各種新、老壩型的世界紀錄,都已經被我國創造。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電站是我國 2003 年建成投產的三峽工程 ;最高的碾壓混凝土壩(216m)是我國 2007年投產的龍灘水電站 ;世界上最高的混凝土面板堆石壩(233m)是我國 2008 年投產的水布埡水電站 ;最高的雙曲拱壩(305m)是我國 2013 年建成投產的錦屏一級水電站。目前我國正在建設的雙江口水電站的堆石壩,高度將達到312m,建成后將成為全世界第一的高壩,刷新所有的世界紀錄。建設這些世界之最的水電站大壩,需要一系列尖端的工程技術支撐,例如 :高壩工程技術、高邊坡穩定技術、地下工程施工技術、長隧洞施工技術、泄洪消能技術,以及高壩抗震技術等等 [8]。可以說在所有這些工程技術方面,我國都已經走在了世界前列。在水電機組制造方面,目前不僅世界上單機容量 70 kW 的水輪發電機組絕大部分都安裝在中國,而且單機容量達到 80 kW 100 kW 的水輪發電機組也只有中國才有。

在技術絕對領先的基礎上,近年來我國的水電企業還積極響應國家的倡導,把“走出去”深度融合到“一帶一路”之中,積極促進國際合作,努力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國際合作新平臺,增添共同發展新動力。經過多年的海外經營和發展,我國企業已經成功占領了水電工程國際工程承包、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三大業務制高點,具備了先進的水電開發、運營管理能力和金融服務及資本運作能力,以及包括設計、施工、重大裝備制造在內的完整產業鏈整合能力。與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水電開發多形式的合作關系,承接了 60 多個國家的電力和河流規劃,業務覆蓋全球 140 多個國家,擁有海外權益裝機容量超過 1000 kW,在建項目合同總金額 1500多億美元,國際項目簽約額名列我國“走出去”的行業前茅,累計帶動數萬億美元的國產裝備和材料出口。

總之,今天的中國水電已經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無論從規模、效益、成就,還是從規劃、設計、施工建設、裝備制造水平上,都已經是絕對的世界領先。一般人可能想象不到中國水電領先世界的程度,其實遠超經常宣傳的高鐵、核電等行業。我國的高鐵、核電等技術雖然已經非常先進,但是在國際市場上還是有競爭對手的。例如,日本的新干線、德國的磁懸浮;法國、美國以及俄羅斯的核電技術等。但是,唯有在水利水電領域的國際招標中,幾乎所有具備實力的競爭者都是中國的公司。我國這種全行業的絕對領先,在我國歷史上是否能絕后我們不知道,但肯定是空前的。這就是今天站在世界巔峰的中國水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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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態博弈,中國水電發展中的歷史轉折

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到改革開放中期的 2003 年,制約我國水電發展的因素,主要是資金和技術。這種制約對于曾經一窮二白的中國來說,幾乎是必經的考驗。直到今天,世界上所有的欠發達國家的水電開發,也還都面臨著這兩大難題。

新中國成立以后,先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頑強拼搏了20 年。隨后,又用了 25 年的時間,通過改革開放、創新探索、招商引資、引進提高,最終才擺脫了資金和技術的發展制約,登上了全球水電的制高點。不過,登上巔峰的同時,也遇到了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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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生態非議,市場化改革帶來的新挑戰

市場化的開發水電方式,雖然使得我國成功擺脫了投資不足的困擾,但同時也使得水電開發過程中協調各種利益的難度陡增。中央電力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也很容易被國內外的反水壩、反水電勢力所利用。原來社會上一旦出現攻擊誣蔑我國水電的言論,電力部或者國家電力公司都會在第一時間做出回應,各種謠言很難形成氣候。但在電力體制改革之后,由于各個企業之間的競爭關系,即使遭遇到了輿論誤解、甚至是誣蔑,單個獨立的企業都很難發出有說服力的聲音。以至于代表國家去積極開發水電的電力央企,常常被一些環保組織宣傳成為“跑馬圈水”的黑心開發商。

相對于國際社會關于水電生態的爭論,我國有一個滯后期。當國際上的反水壩運動最高潮的時候,國內反壩的聲音還很少。那時我國開發建設水電的態度也非常堅決,特別是三峽工程的上馬和成功建成,讓國際上很多反水壩、反水電的謠言在事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 [10]。然而,當國際社會的主流已經開始反思并澄清極端環保對水電的各種誣蔑之詞之時,國內的一些炒作反水壩問題的極端環保組織卻已經在國外勢力的資助下活躍起來了,并且已經對我國水電的發展,構成了不少實質性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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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極端環保誤導宣傳,間接造成了霧霾污染

我國有不少水電項目,都曾因極端環保宣傳一度遇阻。最典型的如 2003 年個別官員利用職權,召集了一批具有反水壩思潮的學者召開的怒江環評論證會,制造了一系列有關怒江的不實之詞。他們把上游早已經建造了水電站的怒江,宣傳成是世界上唯一沒有建水壩的河流。他們完全無視怒江沿岸幾十萬人生存多年,砍伐林木、陡坡耕種,水土流失嚴重,地質災害頻發,河谷地帶生態環境已經遭到極大破壞的現實,宣傳說怒江是世界上最后一條生態江。特別是某媒體的一篇“為子孫后代保留一條生態江”的不實報道,幾乎誤導了整個社會。有人還以這些言論為依據上書全國人大,甚至寫信給聯合國,要求制止怒江水電開發。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一些環保組織通過各種手段影響政府官員,以至于不少政府官員都一度對我國的水電開發形成了嚴重的偏見。例如,在“十一五”期間就曾有官員公開的對媒體表示“水電的污染破壞比火電還嚴重,因為火電的污染是可以治理的,而水電的生態破壞是不可逆的”。這種本來是最典型的“妖魔化”水電的謬論,卻不僅被當時的某些官員接受,而且公開宣傳,并用來指導我國的環境評價和污染治理。其后果的嚴重性,可想而知 [11]。其實,在“十一五”期間,我國對煤電的環保要求還只是脫硫,不考慮脫硝。而這種氮氧化物排放極其嚴重的煤電,卻被某些官員當作比水電還要清潔的能源大力推崇。導致的結果是,我國的煤電超常規高速發展。當我們國家的煤炭消耗超過全球的 50% 的同時,我國就爆發了全國性的嚴重霧霾污染。后來的研究發現,煤電排放的氮氧化物,是造成霧霾的元兇之一。因此,從“十二五”開始,環保部門緊急要求全國所有的煤電廠都必須加裝“脫硝”裝置,這才使得此后幾年,各地嚴重的霧霾污染逐步開始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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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極端環保偏見,一度擱置了全國的水電開發

受這種“妖魔化”水電偏見的影響,在“十一五”中期,我國幾乎所有的水電項目都不能正常地通過環境評價,一些大型水電項目在拿到開工路條之后,居然被擱置了數年之久。例如,當時世界上最高的拱壩—小灣拱壩幾乎都要封頂了,但因為環評問題電站的核準還沒有通過。2009 年“叫停金沙江水電”的環評風暴,讓“妖魔化”水電的宣傳達到了頂峰。大家知道“未批先建、跑馬圈水、過度開發”是 2009年叫停金沙江水電的主要理由。然而,“未批先建”的說法根本就不成立。根據我國 2004 年投資體制推行的改革“無須批準、只需核準”是改革后的管理政策。況且,開發金沙江是“十一五”水電規劃中關于水電建設的首項任務。而且金沙江所有的水電項目,又都是在拿到國家的開工路條后,毫無理由地遲遲得不到有關部門的環評結論和核準。這顯然就不是什么“未批先建”,而是典型的“先建未批”。“先建”本來是合法的(因為有開工路條),“未批”則是因為某些部門對水電抱有偏見 [12]

再看當時所謂“開發過度”的指責,金沙江所規劃的電站在 2009 年時,還沒有建成一個。開發程度還是零,怎么就已經過度了呢?總之,這些明顯的違反基本事實、違反邏輯的“妖魔化”水電的論調,由于被反復的宣傳、炒作,似乎成了當時的真理,以至于在不同程度上誤導了社會輿論,也一度影響了領導和政府部門的決策,使得我國“十一五”中期的水電建設幾乎完全停滯。

叫停金沙江后,有關部門通過調查才發現“先建未批”的原因是環保部門對相關企業報上來的環評報告置之不理,一擱就是幾年。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能安全度汛,則要求企業必須截流施工,以保障安全。企業受到的是夾板氣,“先建未批”其實是不得已而為之。發現問題的癥結后,為了避免今后發生類似的問題,國家發展改革委和環保部門曾經聯合發文,明確要求環評報告必須在 2 個月內予以批復。然而,不解決思想上對水電的偏見,這種程序性的要求只能治標不治本。以前,水電企業遭遇的是環評審批難,新文件出臺之后,則變成了環評申報難,我國水電項目的開工和建設,依然是困難重重、舉步維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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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物極必反,碳減排承諾需要中國水電

20 世紀初,由于我國的水電發展受阻,幾大國有電力企業的競爭都不得不集中在火電上,以至于我國的火電比重增速過快,能源結構逐漸嚴重惡化。由此也不免讓國家的能源發展陷入了困境。2008 年前后有一段時間,在國內,煤炭供不應求、價格飛漲、礦難頻發、煤電矛盾突出 ;在國際上,由于排放了與我們的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的溫室氣體,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我國遭遇到了全球的批評 [9]

2009 年底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讓出席會議的國家領導人深切地感覺到水電缺位的中國能源發展之困境。回國之后,立刻布置中宣部、國資委和國家能源局加強水電的正面宣傳。同時為適應國際社會的減排的需要,緩解國際壓力,我國也向全世界作出承諾,要在 2020 年把單位 GDP 能耗降低 40% 45%,非化石能源的百分比達到 15%。此后,在 2010 年借著紀念我國水電建設 100 周年之際,由政府出面組織了一系列的反擊“妖魔化”水電的正面宣傳。至此,叫停金沙江水電的事件和嚴峻的國際減排壓力,終于讓我國認識到 :水電被妖魔化的傾向不糾正,將影響中國的可持續發展。

此后,我國水電發展迎來寶貴的黃金期,包括小灣和被叫停的金沙江水電站在內的一大批被長期擱置的水電項目,在 2010 年陸續都獲得了核準。我國的水電建設者們也不負眾望地干出了一系列出色的成績,完美地實現了我國水電從追趕到超越、最后到引領世界水電的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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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生態優先,決不能否定綠色發展

科學的水電開發一定是利大于弊的生態環境保護。但如果拋開人的社會需求,僅從某種動物和植物的角度看,無論你如何科學地開發水電,總能得到弊大于利的結論。例如,關于三峽工程生態環境的影響,社會上至今還存有不同聲音。不僅當年一些參加了三峽論證的生態學家,曾經否認三峽的生態環境影響利大于弊,而且至今還有一些環保人士和生態學者,還是不肯承認三峽工程的生態作用。不過,這種思潮已經被國際生態學界的主流所否定。在 2013 年英國生態學會 100 周年紀念大會上,英國生態學會理事長(Georgina Mace)做了“朝前看不向后看 21 世紀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主題發言。他強調說,當前日益發展的社會已經到了必須將自然生態作為人類系統的一部分進行研究。該文章在同年的《自然》周刊上以“生態學必須進化”為題發表。

他指出 :當前,氣候變化、流行病的威脅、人口增長、糧食安全以及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態系統服務,則需要一類新型的生態學。它將側重于生物的整個群體——不管是在景觀尺度還是流域尺度,那就是人類與物理環境進行交流的尺度 [13]。在評價三峽工程的生態時,最大分歧也正是在于我們所考慮的生態系統是否包括人。如果考慮到人,三峽工程無疑是最重要的生態保護工程。因為,能夠讓數以萬計的人死于非命的洪水和干旱無疑是人類社會最大的生態災難。那些不考慮人的感受,只關注自己研究對象的狹隘學者,當然免不了會得出三峽工程的生態影響弊大于利的結論 [14]

幾乎就在《自然》雜志闡述了國際生態學界主流觀點的同時,黨也明確提出了“生態文明”的要求。文明是人類進化特有的標志,生態文明的提出,顯然就是在強調生態建設必須要堅持以人為本。2018 年習總書記在考察三峽工程時,也對我國的三峽工程給予了“大國重器”的高度肯定,并順理成章地把長江大保護的重任委托給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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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源與市場,新時期水電發展的歷史必然

以往我國所公布的水電資源數據,是經濟可開發量 4 億多千瓦,技術可開發量 5 億多千瓦。然而,截止到 2018 年我國水電裝機容量已經超過了 3.52 kW,在建的工程有約 6000 kW。根據這些數據,人們會很自然地認為,我國水電開發已經接近了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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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資源豐富,我國水電的發展空間仍然巨大

2006 年我國公布的水電資源數據,經濟可開發的水電年發電量大約僅為 1.76 萬億 kWh。然而,根據我國“十三五”水電發展規劃披露,目前我國的可開發的水能資源量已達到 3 萬億 kWh/ 年。據悉,根據最新的研究成果,我國目前可開發的水能資源總量,已經提高到每年 3.02 萬億kWh。需要說明的是,這個資源量還僅僅是截止到目前的勘測所得到的。今后隨著水電資源勘測工作的細化、深入,還會有所上升。對比兩年多前才頒布的水電“十三五”規劃,現在僅僅過了 2 年,新的勘測就已經又增加了 200 kWh,可見,未來我國水電可開發資源量的增長,仍可能是相當可觀的。

目前社會上很多人誤認為我國水電可開發潛力已經所剩無幾。這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或者說沒注意到,水電資源勘測的復雜性、困難性,往往會使得可開發的資源量不能及時發現。總之,我國的水電還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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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水電需要市場,市場更需要水電

3.2.1 新常態下,我國水電遭遇嚴重棄水

2016 年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通過實地調研,曾向國家反映過我國的水電的棄水問題,比媒體報道的要嚴重得多。2016 年僅云南、四川兩省的棄水電量已經損失掉一個三峽水電站電量 [15]。棄水問題引起了國家領導的高度重視,并做出具體批示,相關的內容還被寫進了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 [16]。此后,國家發展改革委和國家能源局還發出了《關于促進西南地區水電消納的通知》的文件,具體提出了十一條解決措施。此后不到一個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又下發了《解決棄水棄光問題實施方案》,再一次布置和強調了各地解決棄水、棄風、棄光“三棄”問題的具體工作和實施方案。然而,解決棄水問題的實際效果,

卻并不那么盡如人意。其中,對解決西南水電棄水,最關鍵、最重要的加速龍頭水庫建設和對外送電通道建設的問題,至今都沒有能得到具體落實。

問題在哪?以往曾片面地認為,只要大力地去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就是在推進我國的能源革命、電力轉型。但事實上,這只是能源轉型的一部分。2016 年,多國能源部長在我國的蘇州一致達成的“蘇州共識”,曾非常明確指出“主體能源的變更”才是能源轉型的核心。而主體能源的變更必須包括兩方面的工作,一是人們熟悉的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必須要有創造條件,盡可能早地讓化石能源,尤其是碳排放量巨大的煤炭,盡快地退出歷史舞臺。然而,迄今為止,業界內對能源轉型的認識,普遍還只停留在第一步。

不僅如此,現在仍有一些不負責任的專業人士和媒體把我國的煤電標榜成“清潔能源”。人們禁不住要問,如果煤電也能變成清潔能源,那么全球還有能源革命、電力轉型的必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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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能源轉型必須包括兩部分,缺一不可

目前,根據煤炭的物理特性和國際社會的要求,各發達國家為了控制自己的碳排放,已紛紛確定了煤電退出的時間表。因為當前的種種現實已經告訴我們,燃煤發電的碳排放,幾乎是無法治理的難題。在這方面,最典型的是美國。為了履行 2050 年的碳排放指標的承諾,美國在 2013 年就出臺了《清潔電力法案》。該法案規定了一個新建電廠的單位電力的碳排放的新標準,基本上就限制了所有煤電廠的新建。當然,美國的特朗普總統上臺之后,為了維護煤炭集團的利益,暫停了這一法案。為此,美國也不得不宣布要退出《巴黎協定》。

總之,能源轉型必須包含兩部分,缺一不可。當前我國西南地區水電的棄水情況非常嚴重。表面上看似乎是送電通道的建設滯后,導致有電送不出去造成的。然而,現實中送電通道的建設又非常難以推進,因為東部受電方更想發展能拉動自己 GDP 的煤電,不愿意把有限的市場留給西部水電。因此,為了避免增加棄水的損失,很多西部水電企業不得不降低開發速度,甚至停滯水電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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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巴黎協定》呼喚能源轉型、革命

2014 11 月聯合國發布報告稱,在遏制氣候變化問題上,要爭取平均溫度升幅不超過 2℃,到 2100 年接近零。否則,到 21 世紀末,氣候變暖將很可能在全球范圍內帶來嚴重的、廣泛的、不可逆轉的影響。此后不久,在北京召開的 APAC 峰會期間,中、美首腦也進行了磋商,并發表了聯合公報作出了相應的減排的具體承諾。

由于當時中、美兩國在減排問題上積極合作,不僅聯合國的 2℃減排的倡議得到了各國的相應。而且在 2015 年底在巴黎的氣候大會上,各國代表還承諾了自主減排基礎上的《巴黎協定》。根據《巴黎協定》,地球的溫升要爭取控制在 1.5℃內,因此,必須要求締約方在 21 世紀下半葉(2050年后),就要達到凈零碳排放。這個承諾,其實要比我國在2014 APAC 會議期間所提交的承諾(呼應聯合國的減排要求),又提高了很多 [17]

遺憾的是當前的電力產業政策,包括輿論宣傳,基本上還主要是以產業界推崇的“煤電清潔利用”為主基調。所以,盡管當前我國的煤電已經嚴重過剩,但是,至今仍還有不少的煤電正在建設中。然而作為電力行業的從業人員,人們理應知道 :我國在 2050 年爭取實現 100% 的非化石能源供電,是我們落實《巴黎協定》的重要前提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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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能源轉型的電力市場,更需要水電

如果我國要想落實《巴黎協定》,實現我國在 2050 年后不久就完全由非化石能源供電的話,顯然,最主要的矛盾絕不是我國水電發展需要市場,而是電力市場需要更大量的水電。因為水電不僅本身就是效率最高、性能最好、作用最大的可再生能源,而且還是風電、太陽能發電等間歇性能源大規模入網的重要保障。

目前,盡管化學儲能的技術無論從技術上還是成本上,都還難以滿足商業化的要求,但是國內外的很多研究機構都斷言說,2050 年全球實現 100% 的由可再生能源供電,無論在技術上,還是經濟上都是可行的。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可再生能源家族中含有功能特殊的水電(包括抽水蓄能)。目前,世界各國所有能夠實現百分之百由可再生能源供電的成功案例,幾乎都離不開水電的有效調節。

挪威因為水能資源豐富,一直都依靠水電保障全國99% 以上的用電需求。就連退出了《巴黎協定》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考察挪威發現了水電的重要作用之后,也曾經表示過,有可能會通過開發美國水電的潛力,重新考慮加入《巴黎協定》。這其實就是水電在未來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體系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當然,必須承認,世界上的水能資源本身(總量有限)確實不能滿足人類的電力需求,但是,由于科學開發的水電有很好的調節性,可以為大量的風、光等可再生能源的入網提供保障。這樣一來,水、風、光互補發電,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在現實中,風、光發電的間歇性與水電的季節性之間,通常有很強的互補關系。事實上,目前歐洲很多國家的用電,之所以能達到較高比例地使用可再生能源,也就是因為歐洲的水電開發程度已經比較高。總之,正是由于自然界中有了一定量的水電和它所具有的某些優質特性,國內外的能源專家們才敢預言說 :全球在 2050 年實現百分之百的由可再生能源供電,無論在技術上還是經濟上都是可行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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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語

回顧歷史,砥礪前行了 70 年的中國水電,歷經風雨,碩果累累、成績斐然。今天雖然已經站在了世界水電的巔峰,然而,展望未來,新時期的中國水電依然將任重而道遠。總而言之,我國的能源轉型能否成功,我們的《巴黎協定》承諾能否兌現,以及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都將取決于我們已經砥礪了 70 年,正在奮進的新時代中國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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